據國外媒體報道，“觀察者,當他覺得自己在觀察一塊石頭時，如果相信物理學的話，實際上他觀察的是石頭對他的影響”--伯特蘭·羅素

世界上有超過55億部手機，幾乎所有的手機都安裝了攝像頭：瘋狂地記錄著正在流逝的時光。我們這個時代見證了這種以難以理解的規模爆炸式發展，甚至還是由所經歷的人進行的人類特有活動--記錄行為。這場革命對我們看世界和我們的生活帶來了什么變化?

曾 幾何時，拍照是一件痛苦的事情;膠卷很貴，而且還不能重拍。在節日時，普通人可能會拍幾卷膠卷，也就是說會進行96或144甚至288次曝光，需要最大的 耐心和小心;膠卷很容易曝光，相機必須在絕對確保膠卷卷好了才能打開。然后將膠卷小心放入專用的小盒子里，并遠離火源和高溫，然后還要送到相片加工地方處 理，或通過特殊郵遞發出去;在相片洗出來前需要多日的焦急等待，現在的人無法想象這種憤怒或幸福。

如今一個下午就能片刻不停地拍攝數百張照片。看到照片只需幾秒鐘而不是幾周，如果拍的不好還可以再試一次、五次甚至十幾次。

地球上沒有其他生物能留住自己不斷流逝的時光。這是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最大不同之一。最近的發展還顯示出另一個更新、更復雜的不同：我們越來越意識到這種努力的本質、目的以及最終徒勞性。

筆者與洛杉磯攝影師特德·索奎(Ted Soqui)和新奧爾良多媒體藝術家和記者朱莉·德曼斯基(Julie Dermansky)談論過這些事。

筆者問：我們幾乎實時記錄著正在發生的事情。這對我們、觀眾、對你們和你們所在的市場有什么意義?

TS：觀眾都需要記錄...對于有現代頭腦的觀眾，你可以匯集六個月來的報道，但在《新聞周刊》或《時代》雜志，必須一發生就要記錄。

JD：兩天后就會變成舊聞。

TS：兩天后這些就沒價值了。是的，幾乎是實時的...無處不在。在“占領洛杉磯”期間，最后一天警方來了。我當時正在拍負責那次行動的長官。他在使用黑莓手機，并通過黑莓手機發送命令。

JD：在他們發送短信，我小心翼翼地拍了一些照片。你見過警察有那么多相機么?真的是很好的相機。對于中堅分子，他們記錄了一切。

記 錄正在不斷增長，部分是因為過去二十年里專用設備的成本、制作影片、寫書、拍照、寫歌的時間和所需技術都在驚人地下降。這意味著，除其他方面外，文化不再 是其他人為我們建立的。越來越多的普通人能夠自己行動，我們每個人都在創造世界，一個日益是我們自己經歷結果組成的世界：來自我們自己生活素材的視頻、圖 書、博客和照片。我們日益擁有了自己的世界。

由于我們不再需要從外部獲得圖像、藝術作 品和想象，很多過去文化權威的力量正在削弱。當我們能在Twitter上更快了解突發新聞時，電視新聞就不再那么重要;精美的全國性雜志不得不與博客上文 章和作品的強大吸引力競爭。這似乎未必非常了不起，但這種變化不僅影響了信息的記錄和消費方式，而且開始改變真相本身。過去都是政府當局來告訴我們真相， 但現在真相日益成為我們正在調查和暫時達成一致的東西。

對筆者來說，這種轉變第一次出 現引入矚目的跡象是在2006年，當時加州國會議員候選人霍華德·卡魯吉安(Howard Kaloogian)發布聲稱是他在巴格達訪問時拍攝的照片，并稱這些照片顯示“伊拉克(包括巴格達)比很多人認為的更平靜、更穩定”。但事實證明：這些 照片不是伊拉克的，而是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。Daily Kos的讀者只花了幾天時間就精確確定了照片真實拍攝地。

以 前，對于為了某些政客、公司或事業的利益而編造一些新聞的企圖，沒有什么可用的反擊武器。卡魯吉安的事情說明，完全可以在專業媒體興趣范圍之外判斷出真 相。網絡已經發展得足夠大，個人可以聯合起來，比傳統媒體更快、更好地檢驗事實。雖然不總是這樣，也不是專門針對某件事，但有時這種蜂群思維可能無法控制 或可靠關注。這種實現是令人興奮的。第二天，《紐約時報》就報道了卡魯吉安的事。

最近 在接受Brooklyn Rail的采訪中，畫家加里·斯蒂芬(Gary Stephan)從后現代主義角度探討了政治的作用和藝術重要性。他表示：“現代主義觀點的基礎是如下思想，這種思想認為文獻是開放的，讀物是目標和觀眾 共同組成的。但值得記住的是，這種構成如此新是因為其將替代，至少在法國取代了使繪畫完全權威化的大衛和安格爾，他們認為應有一個讀物而且只能有一個讀 物...繪畫成為國家當局的工具，旨在告訴讀者國家被控制著，你們被照顧的很好，一切都很好。資產階級進入這個世界，他們破壞了統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二元 論，一切都是懷疑對象，社會角色、社會地位、目標體包括繪畫目標體，所有一切都在重新評估。”

似乎我們正在經歷一個重新評價如現代主義等事物的新時期，但已不是“破壞統治階級和農民階級二元論”，而是提議大規模的非干涉化。

如 果一個人創造了自己的環境，一個人創造了自己的現實，是的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創造的現實使你自己成為任何事件權威版的挑戰者，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。對于集 會、災難或犯罪現場的目擊者在Twitter發布的照片，或第二天報紙公布的“官方”照片，你會更相信哪個?怎么看待文化是“國家政府的工具”?

約 翰·赫爾曼(John Herrman)最近在BuzzFeed發布的文章中，在Instagram公布了一系列戲劇性事件目擊者拍攝的照片，連同圖片一起發布的還有，向在正確 時間出現在正確地點的職業攝影師發行的主要新聞媒體的評論。這似乎以一種方式暗示，“專業”攝影師不再那么需要;另一方面，在制作我們自己的記錄和事件圖 像上的日益老練和興趣，可能意味著這些技巧，為了更好的理解，最終都將得到更高的評價。

似乎將索奎和德曼斯基等攝影師視為天生的尋找者同伴、領導者、教師，比認為他們只是有不同工作的人更好也更真實。

這種即時性和聯系也是雙向的：與其他藝術家以更高層次的理解來交流，對藝術家是非常刺激的，更全面地參與世界也更有趣。

MB：當我們在事件發生時就記錄的能力更強時，我們就會減少判斷而看到更多?也許我們不會再我們自己和現實之間，強加對事情應該怎樣的想法。

JD： 我打斷下。事情是這樣的：很多人都在這么做。然而，藝術家或攝影記者是通過視覺說話，因此他們可以將你用手機做的事提高到新的水平，因為他們不只是由于事 情發生了就去拍攝。作為一個藝術家,，只是...在畫室發揮想象，你必須從內心深處挖掘;我能理解人們是如何的精疲力竭。但作為一位攝影師，你只要去你感 興趣的某個地方，事情就在你眼前。

越來越多的藝術家,，包括埃羅爾·莫里斯 (Errol Morris)和班克斯，在這些變化發生時反映了這種變化。莫里斯的表演是公開拷問“體面的”、“標準的”或“權威”的圖片、報道和各種各樣記錄的讀物。 這些藝術家們揭開了我們期望找到“真相”的蓋子，但有點令人震驚的是，在蓋子下面卻很少有真相。他們暗示，很有可能是你自己設定了真相。

MB：然后當你拍攝時你會怎么想?

TS：我在想相機能看到什么，什么是我想要看到的，我如何讓相機看到我想看到的?

MB：你想讓相機看什么?

TS： 嗯...有時你想看美麗的東西，或者你想看死海豚...很多事情。但你必須知道相機做什么和能做什么。你要不同思考。有時我想遇到那個女孩，或者我想拍一 個政治家的負面照片，因為我知道他會毀滅美國，或者那個警察，我見過的最壞的家伙，我想拍一張他看起來就是壞蛋的照片。

JD： 你不能審查你面前發生的事情;一個攝影師確實不能審查他們所看到的。你可以控制景深和拍攝速度，但你不能控制身外的東西。有次我去拍攝死魚，我的朋友和我 就去找，當時太陽已經下山。我們無法忍受這種氣味...你可能無法相信。但他說我在尖叫，他從沒見過有人如此開心。我在享受這些時刻，光線...瘋狂了， 很多不同種類的魚，水看起來就像石油，一切都黏糊糊的，而你就像迷失在里面。

“觀察者 效應”這個詞有很多不同的內涵：在物理學上指的是觀察現象本身引起的效應，例如測量時用的儀器;在IT領域，你可能會用相同的詞來描述計算機內部日志如何 導致程序變慢。筆者認為，我們癡迷記錄就有這樣的效應，并隨時間的推移而與日俱增。我們首先被觀察行為所改變，就像看倫勃朗自畫像的情形：所有人都在癡迷 地看。現在我們開始一次又一次被改變，像我們觀察別人一樣觀察自己。作為記錄的一起制作者和一起觀察者看其他人;他們在觀察時也在觀察自己，我們在觀察時 也是如此。

人類的自我意識在新的平面上成倍增長。我們對世界的經驗變得越來越像不斷變得更復雜的系列寫照，看到我們自己無窮的映像，一種被稱為舞臺布景的多樣性快速版現象，目標物體描繪著自身。